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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巴尔赞: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是道德沦丧?

马基雅维利,这是个让自诩正直的人深为憎恶的名字,知识分子常常希望有恶棍存在以显示自己的正义感,而马基雅维利则是这种可恨的人中的头一号。然而,除了少数几个例外,16世纪期间以及后来的伟大的思想家都承认他的天才和他理论的价值。做出这样的评价和对他感到憎恶的原因都来自一本题为“君主论”的小书。这本书是马基雅维利结束了在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涯后年老退休期间写的。退休前,他主要担任大使的职务,但派别间发生的暴力变动使他的大使生涯戛然而止。后来,他因叛国罪嫌疑遭到监禁、酷刑,最后是流放。马基雅维利冷静地观察他的城邦的命运,深入思考这一当时意大利半岛文化中心的经历和古代史,然后以犀利简明的笔法精练地写出了他亲历的和别人经历的政治经验。他认为“新国君”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国君将建立和平与秩序,甚至统一意大利。青年时的腓特烈二世在成为普鲁士国王之前撰写了《反马基雅维利》(欧洲常见的一种标题形式)。该书论点明确,说理有力。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是由伏尔泰润色的。书中痛斥治国中欺骗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谴责不义之战和用暴力消灭敌人,这一切据说都是马基雅维利所建议的理想君王的成功之道。首先要知道马基雅维利写作之时意大利的情况。16世纪初期,意大利分为众多的市镇和城邦,只除了一个例外,其余都深受派别间互相杀戮、政变、暗杀、侵略和战败之苦。详情可见马基雅维利所著《佛罗伦萨史》一书。这种无休无止的混乱促使马基雅维利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办法或手段来结束这一局面?那时完全没有道德原则,更糟糕的是,它带来的只有坏处,人民没有和平安宁,城邦和领导人没有稳定。他们都宣称信守基督教的道德,不过他们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释为“血债血还”。马基雅维利的办法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既然必须从现状出发,就只能利用手头的材料。只说行善就会过好生活是没有用的。(他看到并指出)周围的人素质太差:“意大利人怯懦、贫穷,又好虚荣。”民众这样的低劣品质不可能给治国者提供好的条件,充其量只能是过得去而已;道德和不道德的方法都得动用。君王必须尽量诚实正直,也必须捍卫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他必须公正,最好能得人心。但是他与其受到爱戴还不如被人畏惧。为了维护他的地位和国家,无论什么坏事都要做,不能受道德的约束。这种好坏一起来的办法并不一定奏效。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基雅维利深知机缘的作用——他把它称为运气。没有哪个君王能掌握它,但如果一个君王有素质,即有勇气和远见,再加上鸿运当头,他就可以成为时代所要求的新君王,甚至还可能统一意大利。可以说《君主论》是一部乌托邦式的作品,只不过它放弃了理想主义的措施,采取了也许可行的措施。第一点,简言之,是马基雅维利把秘密说穿了。尽人皆知基督教的道德到处都在被公然违反,商业、政府和私人生活中充满了不道德的行为。基督教把这些统称为罪孽。可是这些批评家还是认为面具不能撕掉,认为如果宣称欺诈可以为国家的目的服务,就会引起更多的欺诈。对此可以反驳说:除非政治理论真实地表明恶行偶尔的确有用,否则现存的邪恶会继续肆虐,而且还不能被用来服务于国家。第二点批评的基础根本就是一个疏忽。人们很容易忘记,马基雅维利所讲的君王先得打天下,然后才能做明主。意大利没有一脉合法的国王,无法产生传位的君主。缺乏合法性的新君王不得不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到他的后代时才可以挑剔讲究。事实上,欧洲所有的皇族都是靠武力起家的。读《君主论》若不考虑时代形势的不同,就会以为马基雅维利怂恿地位已确定的君主继续在所有的场合中都——用他的著名比喻——做狐狸或狮子。由于统治者的道德特征含糊不清,所以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行事——君有二体。作为统治者,他要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负责,其中也杂有他自身的利益。无论他生性大度还是睚眦必报,他都不能率性而为。尽管对别人的要求做出慷慨的回应是美德,他也不能把一个省拱手让出,那里的居民被剥夺了国籍会怎么说?话说回来,他可以拒不承认他让使者传达的旨意,但他不会这样背叛朋友。“他”自始至终不只是国王自己,也是首相、议会,或幕后的力量—国家,他在按国家理性行事。当霍亨索伦王室青年腓特烈撰文反对《君主论》时,他无疑也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与他文中驳斥《君主论》的论点相反,后来这些思想帮他把普鲁士变为一个强国,再后来又击败了本来想打垮它的联盟。在同其他国王瓜分波兰时,他注意到玛丽亚·特蕾莎在哭泣。但他说:“她哭了,但她还是拿了。”此言一语道出政府的矛盾——为了加强国家利益而行不义之事,虽然可能最终事与愿违。这就是永远的政治家,他背信弃义,掩盖真相,文过饰非,歪曲事实,以维持正义的表象,正义尽管没有实现,但却永远是他矢言争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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